广西梧州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

内容摘要：　这项学术工作之所以至今尚未终结，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刑事司法实践的教义需求和法律教义学的教义供给之间仍然存在大量的缺口。

这项学术工作之所以至今尚未终结，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刑事司法实践的教义需求和法律教义学的教义供给之间仍然存在大量的缺口。

如果受害人活了下来，那么可初步推定为故意伤害，除非有反证证明行为人的作案方式足以致人死亡且没有采取控制行为后果的足够措施。如果法院先根据抗辩作出推定，那么就会在控方排除抗辩时作出相反推定，遇到合理怀疑后再作相反推定，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穷尽所有涉案证据和已知犯罪信息。

法律变得更加简洁，其激励信号也因此更加清晰。本文不采用主流刑法学的理论资源（当然也不会刻意去唱反调），而是主要使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当然，田继伟以如此方式作案，也许仅仅是为了逃避立案侦查，但其投毒意图仅限于伤害的可能性（比如，只要张某病重到无力上班的程度，那么田继伟就停止投毒），仍然不能被排除。只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此二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但若反证仅限于证明行为人在作案过程中遇到了他无力控制的因素，则不能推定为故意杀人未遂，因为另一种可能--行为人同时采取了控制行为后果的足够措施，此时无法被排除。

手持刀身长达15.3厘米的凶器，连捅四人，不择部位，甚至背后捅刺，就这些事实而言，我们从中看不到于欢在行凶时刻有任何控制犯罪后果的措施。发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田继伟投毒案，恰好可以为此提供讨论素材。萨维尼虽然反对制订成文法典，但是他同样坚信法律必须符合科学和理性，符合自然规律。

在侵权领域，纽约法院采用的是利益分析方法。第二，共通原则取代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中，原告是中国公民，她在新西兰发生车祸受到的人身损害可以依据新西兰法律向该国请求获得ACC赔偿。[82] (二)单一主义法律适用模式的实践困境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已有8年，其效果是否真如立法者和理论界当初的预期呢？根据学者们近年来的调研统计分析，《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我国法院的运用情况并不理想，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大量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都被法院当作国内案件处理，根本没有考虑到国际私法的运用。

同样，当事人选择适用中国法律也是无效的，因为中国的交通事故赔偿法也只适用于中国境内的交通事故。本案原告本来可以按照新西兰法律获得赔偿和终身补助，但原告为了更方便治疗而回到中国，其在中国花费的医疗费从法律上讲不应由被告承担，而应向新西兰事故赔偿机构申请赔偿。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和实践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我们所要建构的应当是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有中国理想愿景的现代文明秩序，体现在国际层面，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强国。[51]为了打破这种法律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我们有必要构建一套具有中国价值观的国际私法话语体系。这涉及另一起关联诉讼，即里奇诉美国快汇银行案[20]。

该案中，二审法院同样采用了利益分析方法，认为本案中纽约拥有最大的利益，应当适用纽约法律。其后，在楚州(今江苏淮安)设立专供新罗人居住的新罗坊。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奈教授自己所说，对一个法院最好的法律对另一个法院来说可能是最坏的。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相同的案件，采用相同的利益分析方法，法官却先后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我们以我国福建省某法院前年审理的郑某某与佟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84]为例加以分析说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一起恐怖主义袭击中成为主要受害者，该国也拥有重大利益。

欧洲的法学家试图将所有的社会纠纷都放置于一个技术中立的法律体系中加以解决。据我国学者对美国和加拿大法院在司法审判中援用中国法的案例进行的统计分析，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法院总共援引中国法律的案例不过100多件，而且其中很多涉及的是中国移民问题，其他案件大多涉及商事纠纷。

新西兰立法者认为，采用传统的过错责任制度来解决意外事故侵权赔偿不符合新形势下的社会正义标准。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87]《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86]然而就本案情形而言，无论根据侵权行为地还是根据共同经常居所地或者意思自治原则，第44条的结果是一种典型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单一式结局，即要么只能适用中国法律，要么只能适用新西兰法律，要么只能适用澳大利亚法律。法律共享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百年不遇的变革和转型。[3]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当代国际法的指导意义，参见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年第5期，第3页。

任何实在法，如果与自然法相背离，将被认为是低级的甚至是无效的法律。百姓昭明，协和万邦、[54]惟德动天，无远弗届。

在澳大利亚，悉尼市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1999年的《机动车事故赔偿法》(Motor Accidents Compensation Act)也采用了过错责任，受害者的经济和非经济损失可以获得一定限额的赔偿。参见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74]我们认为，通过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运用法律共享理念来解决21世纪的全球法律冲突问题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英国法院在17世纪初的卡尔文案中，首次将基督教国家的法律与异教徒国家的法律进行了区分，认为异教徒国家一旦被基督教国家征服，其法律就应当被排除适用。[27]也就是说，他所提出的理论，要随着基督教的普世传播而得到普遍接受。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科学理性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24条。

相反，在新西兰，早在1972年就颁布了《意外事故补偿法》(The Accident CompensationAct)，[89]对传统的以侵权责任为基础的意外事故赔偿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独一无二的以社会保障为基础的意外事故补偿制度。[77]参见曾涛：《李浩培与中国国际私法百年》，《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第163页。

在西方国际私法体系下，国际私法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的思路就是为每一个涉外民事关系确定唯一一个准据法，并排除其他国家法律的适用。[62]〔唐〕吴兢：《贞观政要》，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卷九。

二审法院则援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44条之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共同命运为目标，以实现共赢共享为导向，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内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同时也高度精炼了当代国际私法的基本要素，具有极为开阔的发展空间。

其中，江南制造局主持翻译的《各国交涉便法论》是我国翻译的第一部国际私法专著。沈伟：《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新近演化》，《当代法学》2018年第1期，第32页。清政府腐败无能，与外国签订的大量不平等条约中规定了领事裁判权，即凡同籍的外国人之间的案件，不论刑民，均由所属国领事依其本国法审判。1918年的《法律适用条例》此后被民国政府沿用，并被国民党政权一直适用于台湾地区。

[13]F. C. von Savigny, Von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Heidelberg (1814), S.4. [14]Ibid., S.13. [15]Babcock v. Jackson，12 N. Y 2d 473。正如康德所言，人类的行为，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即使是涉外案件，法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适用中国法律，适用外国法律的情况极为罕见。从利益分析角度来看，本案涉及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利益的冲突：一方面，美国对于其境内的金融企业的行为拥有监管的利益，另一方面，以色列对于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护本国公民有国家利益。

萨维尼将这一法律体系贯彻到极致，他通过建立一套双边的、中立的、抽象的连结规范，寻找法律关系唯一的本座。上述原则的实现可以有效化解西方式法律选择理论的矛盾，使法律选择摆脱全有或全无的单一主义困境。